宣武帝永平元年(508年)《元淑墓志》
 

元淑墓志,一九八二年四月,在大同市城东十余里白登山下的东王庄村出土。此志刻于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公元五o八),碑高七十四厘米(加额),宽四十二厘米。碑额为“魏元公之墓志”六个篆书,风格与司马金龙墓表篆额相近,但书法略逊一筹。墓志正文为楷书,竖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七字,凡五百十一字。字格二厘米见方。志文除右下部和左上部由于年久接土,二十余字漫灭不可辨读外,绝大部分字体精整,锋颖犹新。它是目前大同地区出土的北魏墓石中文字最多的一种。

此石志文记述了墓主人元淑及其妻吕氏的身世和功德。元淑本名拓跋淑,是北魏早期昭成皇帝拓跋什翼健(迁都平城的第一个皇帝魏道武帝的祖父)第五子拓跋寿鸠的曾孙,生于太武帝太平真君八年(公元四四七年),宣武帝正始四年(公元五o七年)卒于平城镇将任上。他一生历经六个皇帝,在北魏皇族中辈份很高,与太武帝拓跋焘是堂兄弟,是魏孝文帝的族高祖。他主要活动在献文、孝文、宣武三朝。据《北史》载,元淑“善骑射”,“能弯弓三百斤”,颇有政绩。孝文帝时,他出任河东太守,当时这一地区的百姓“俗多商贾,罕事农桑”,“淑下车劝课,躬往教示,二年间,家给人足”。因此百姓作谣曰:“泰州河东,杼柚代舂。元公至止,田畴始理。”此墓志也褒扬他“孝友轸于龆年,忠顺发于未笄。靖与停渊争其凝,动与流波竞其骇。至于始立而栽黄霸之风,暨于不惑而树勿揃之化。标九功于千祀,显六德于万叶,故文焕于魏史”。这些褒词不免有过誉之处,但毕竟补充了史料的不足。至于志中对他的官职、卒葬时间,以及其妻的家世、德行等详细记载,则是史书上没有的。所以说此志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志阴三行,书刻较为随意。其云:“永平元年岁次戊子十二月庚戌朔四日癸丑建」。太常博士青州田徽宝造」。书者相州主簿魏洽。”

田徽宝、魏洽因官阶较低,皆不见于史传,但其书法却相当可观。

元魏后期的书法,逐步形成了一种书体峻利疏朗,严格之中富有变化,形质而韵秀的书风。这种书法风格,上承北魏早期质朴高古之体势,下开唐楷法度谨严之先河。如果说这种书风以著名的《张黑女墓志》为代表的话,那么早于《黑女志》二十三年的《元淑墓志》则是这个变化过程中的—个重要里程碑。它与同时期的许多志石相比,真可谓风姿独立。

《元淑墓志》用笔方圆兼备,以方为主,横笔、竖笔、撇笔,起笔全是方笔,这是魏碑的基本特点。在用笔上明显区别于早期魏碑之处是:捺笔与横折多用圆笔。如“人”、“夫”、“史”等字的长捺,一波三折,做捺时向右上斜仰而出锋暗收,既有浓重的汉分遗韵,又可窥见唐楷成熟时期永字八法的磔笔法度。这种捺笔,看上去很俏皮,给人以轻快而含蓄的感觉,为后来的《张黑女墓志》所吸收。魏碑的横折,一般都是方折,有的是方笔双折,而此志中许多折笔处则变成了圆折,笔法与比它晚三年的《郑文公碑》折笔很相似。更为奇特的是,本来在一般魏碑中写作方笔的一些短竖,在此志中被化方为圆、化竖为点了。如“使”、“仁”、“丙”、“常”等字左边的短竖,以及许多宝盖头左边的一竖,都被写成了圆笔长点。这种写法还保留在《黑女志》中。此外,有些横钩(如“风”、“魏”、“竟”),竖钩(如“持”、“东”、“扬”),已具备了后世楷书轻顿斜挫、圆笔出锋的法度,甚至在楷书成熟时期的悬针用笔,在此志的“平”、“年”、“甲”等字中也出现了。这些长竖不似魏碑中经常写作方笔垂露或方钩,而是将全身之力注于笔端,中锋下行,徐徐提笔出锋。如上所述《元淑墓志》的用笔,以方笔为主,使其不失魏碑雄强、质朴的基本风貌,而许多地方参用圆笔,又使它具有了意态生动,凝重遒劲、富有立体感的特点。

在结字方面,《元淑墓志》更有其值得称道之处。

其一是不拘泥于魏碑字体一律呈偏方形的成法,整体看上去字体略呈长形。这样就少了短悍气,多了秀士风。但认真看去,并不是所有的字都是长形,而是宜长则长,宜扁则扁,因字而宜,富于变化。有些上下结构的字,“宫”、“裔”、“慧”等,故意放疏相叠的横笔和其他重叠部分,拉得很长。有些左右结构的字,如“将”、“波”、“相”、“城”等,则有意缩紧横画的距离,放宽左右部分,压得很扁。但也有例外的情况,有些本来上下结构的长形字,被变化结构,写成扁方形,如“赫”上面两个土字化作“”,下部省作四点;“泰”,紧缩上面三横,捺笔尽力向右开张,下面的水字变作“”取横势。与此相反,本来是左右结构的方字,却通过变体,拉成纵势,如“幼”“侯”等。

其二是善于打破常规,变化结构、笔画。魏碑中出现异体字,别体字和增减笔画,是常见的现象,像此志中“静”、“寅”、“显”、“嘉”、“堂”、“使”等,这是不足为怪的。令人折服的是能够通过结构和点画的变化达到意外的效果。如白登山的“登”,左边被信手加了山字旁,而这个山字中间一竖和下面部分分置在登字左上撇的上下,“登”字上部左面提得很高,右边放得很低,且不作点,而是把下面“豆”字的上横向左伸出代之,下面一横很长,但很有力量,使这个字结构奇特,险竣而稳健。“惜”字竖心旁左边的一点与“十”分开,放得很低,而且向上斜射,简直象个提手旁。此志中带笔、缺笔的例子也不少。“军”字中间的“曰”、“德”字右边的“四”等,左边的短竖都不另起笔,而是作横时方笔逆起一带而成,非常巧妙。“使”字右边的“口”、“禽”字下面的“门”左边一竖,索性带都没带,缺了一笔。还有的是故意断笔,如“成”字中间的“”断开,戈不作趯全是隶法;“庚”字上面一横。只有笔意,中间的横折断开,两横与左右都不相接,而是一撇写成一竖,鱼贯而下,捺笔化作一点,十分得力,显得很精神。

其三是在体势上以奇取胜,字字都是左低右高,欹侧取势。这不仅是靠横笔作势,而是通过整个字的结构变化来实现的。独体字如“月”左面一竖向下伸,而右面一竖却中道而收,“人”、“夫”都是向右上拓出长捺,呈斜势。左右结构的字,如“刺”、“朔”、“以”、“闺”都是左旁低下伸,右旁高而上收,上下结构、内外结构的字也是左低右高,如“岁”,“风”,都是左竖撇低,右外钩高。

其四是以行入楷,意趣横生。北魏时期的书法,是否定晋代行楷书直接从汉隶中求生计的。尤其是北魏早期的碑刻中,绝不见行书的踪迹。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东晋行书的出现,毕竟是中国书法史上具有生机和活力的重大成就,任何人都不能遏止它的传播和发展。《元淑墓志》的书丹者,很可能就是一位十分喜爱晋代行书,并且在临习《兰亭序》等二王书迹上下过很深功夫的高手。此志中许多字都参入了行书笔意,如“得”、“复”左边三点,“波”右面的“皮”,“而”、“幼”、“绪”的绞丝旁,“悲”、“忠”、“德”等字的心,以及“鸿”字下面的四点,都是行书的连笔写法。而“或”、“盛”、“岁”、“以”、“其”、“风”、“流”、“哉”等字简直与《兰亭》无异。“慧”字、“国”字的行书写法更为生动。“慧”不特下面的“心”字左面两点连笔,右上的“丰”也写成了三个错落有致的点;“国”字中宫的“或”作行书,十分简练,外框左下部两横上长下短,长横与左竖连笔,而短横分叠于下,结字十分得体。《元淑墓志》的用笔和结字方面的这些独到之处,使它卓然独立于魏碑之中,诚为魏碑中难得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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