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庄帝永安二年(529年)《石棺墨书“四耶耶骨” 》
 

2002年12月于大同市得睹一石棺盖墨书,并允拍照、记录。棺盖为沙岩,高40厘米,宽28厘米,上下框4厘米,左右框3厘米。上有墨书6行,凡57字,可确认者54字。其文云:

明堂西南正是四耶耶骨」长男蒋公全,次男蒋公寿。」长孙蒋愿,次孙蒋润,」次孙蒋建喜,次孙蒋通喜,」〔次孙蒋通□〕」永安二年十一日」蒋润为三〔阆?〕之〔孙?〕。

这是继1965年司马金龙墓木板屏风手写书迹之后在大同出土的又一件北魏墨写书迹,弥足珍贵。

一、明堂的位置及在平城百姓中的地位。据云此棺出土于今大同市西南约10公里的魏辛庄。北魏明堂遗址已于1995至1996年发掘出土,其址在大同市城东南御河西岸水泉洼村西的向阳东街两侧。东起大同高等专科学校(现名大同职业技术学院)西南角,西至柳航里小区西端;南自大同城区45校南之大同九中西墙下,北讫柳航里大同高专3号教工宿舍楼西墙外,直径近300米,总面积达百亩。主要遗址是中心及东南西北共5个建筑遗址的夯土台基,外环于周边四个台基的是一条圜形河道。中心台基长宽各42米,为明堂太室,夯台已为柳航里小区2号楼破坏叠压。四方台基皆临河道向外呈凸字形,面阔29米,进深16米。台外的圜形辟雍河宽达17——22米,整齐的砂石砌成堤岸,颇为考究。据清《大同县志》,此处原名八圪瘩。其地西北距大同南城门(明代所建)为3·5公里,西南距魏辛庄为12公里。这样的位置正合《四耶耶骨》“明堂西南”的定位。

墨书所记葬骨时间为“永安二年十一日”。“年”后必有脱文,或缺月,或将月误为日,或为十一月十一日之误。永安二年(公元529年)是北魏孝庄帝元子攸在位的第二年。此时从孝昌元年(525年)开始的“六镇之乱”已经4年。据北魏明堂遗址和近年发掘的大同城北部操场城街北魏宫殿遗址瓦砾中多伴有松木梁柱灰烬可知,六镇之乱中曾经百年繁华的魏都平城宫室已被付之一炬。实际上到蒋氏子孙葬其四爷爷骨时,明堂已是断壁残垣、一片狼藉。但是,由于明堂作为当时平城城南一处标志性建筑,从太和十六年(492年)建成,到永安二年,其形象已在平城百姓的心目中屹立30多年,而不可磨灭。所以葬在魏辛庄的蒋氏仍然以明堂作为借以参照的座标点。

二、《四耶耶骨》铭文中几个问题的试解。其一,蒋姓四耶耶骨石棺,为迁葬所用。在一个高广三四十厘米的石棺中所瘗绝非四耶耶初葬之尸。以小型石棺改葬骨殖,这在大同地区已发现的北魏墓葬中尚属首例,有铭文纪年及墓主情况就更罕见了。那么,此“四耶耶骨”是不是骨灰呢?迄今为止尚未见到北魏墓葬中有像辽金那样的骨灰墓及葬具。其二,关于耶耶。耶耶、耶,用作称谓时,在魏晋南北朝古籍中常见者多称父亲,如《宋书》、《南史》都记下这样一个故事,王彧子王绚,少聪慧,年七岁,读《论语》,“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以其父名彧,音同郁,故外祖何尚之戏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绚应声答曰:“尊者之名,安可戏,宁可道草翁之风必舅?”〔原文是“草上之风必偃”,外祖父名尚之,尚、上同,故以翁代上;其舅父名何偃,而以舅代偃〕。《木兰辞》中“阿耶无大儿”、“旦辞耶娘去”,“耶”也是指父亲。还有一种是对年长男子的泛称。如《隋书·五行志》,两只猪年关间开口说话:“岁将尽,阿耶明日杀我供岁。”“阿耶”指其男主人。称祖父为耶耶,《汉语大词典》载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永清县宋石幢》:“其称大父‘耶耶’,则北人犹有此称……又县南信安镇龙泉寺有金大定三年碑,其文亦有‘王孝子耶耶’之文,当亦谓其大父耳。”金代北人的这种称呼,当有其历史源渊,但南北朝典籍中尚未见到这样的实例。此石棺墨书之‘耶耶’,显然是指祖父,可作一证。其三,“耶耶”二字上何以要补一“四”字呢?此志文书者或为其嫡孙请人所书,或为其嫡孙中一人所书(我怀疑改葬时其子或老迈或已即世,已进入其孙辈的时代)。因此,原文径作“明堂西南正是耶耶骨”,但在书写过程中出了一个问题:列入孙辈名单中的五人名单并非都是长子蒋公全、次子蒋公寿的儿子,还包括了他们的堂侄。就是说这些孙辈们并非全是墓主的嫡孙,不是人人都管他叫爷爷。于是在“耶耶”二字前加了一个定语“四”。与此相对应,在志文的年月之后又另外增写了“蒋润为三〔阆?〕之〔孙?〕”一句。“三阆?”极有可能是墓主四耶耶兄弟行中的第三位长兄。

三、《四耶耶骨》志文墨书的书法。《四耶耶骨》志文墨书,为民间书体。字体属行楷书,稚拙率意,意趣横生。其行笔结字既不似同期北邙体墓志铭刻体的见棱见角、雄强茂密,也不似平城时期司马金龙墓木版手书的形端体正、庄严肃穆,倒更像由魏晋而来的南派文书手札的风致。然而它毕竟不同于六朝书家之作,其质朴浑厚和自然天成之态,使人想到了六朝的“地莂”和敦煌文书。以并不细腻的沙石为书写对象,书者驾轻就熟、游刃有余,而无拘谨、生涩之感,这恐怕是专业书法家也难做好的。章法不拘成式而疏密自任,径尺之间随意增行添字却无局促之感;书体或楷,或行,或隶,或草,信笔为体,不显笔阻意滞,犹觉工稳畅达、浑然一体。在全志57字中,有30多字可以看作楷书,如“明堂”、“西”“正是四耶骨”“长男”、“长孙”“通喜”等;有十多个可视为行书,如“南”、“蒋”、“寿”、“永安”等;有的明显带有隶意,如“愿”、“建”“二”等;有的原本就是章草,最突出的是“润”字。此外,像“蒋”、“次”、“年”的出奇制胜,想是当时民间的习惯写法,只有民间书手方可来得。

我这样说,对这件古代民间墨书似有“拔高”之嫌,也许是吧。不管怎么说,我终于在北魏故都大同市亲睹了将近1500年前原叶原味的墨书手迹!它虽算不得鸿篇巨制,也并非高文雅言,但是它毕竟是北魏百年旧都平城辉煌书法时代拖出的一条闪光的尾巴。从这里我真实地感受到了皇家明堂左近的民间书手们对书法的理解、掌握和运用情况,从而了解当年京邑帝里官方书法在民间的传布和影响。有一个问题是不是更值得思考:北魏后期,除了规范的北邙铭刻体和相对滞后而稚拙生硬的民间体龙门造像题记之外,是不是还有一种更为人们喜欢、接受而流行的不北不南、亦楷亦行的手写体呢?这种现象,恐怕不仅仅是在北都平城,也不仅仅是在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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